根据1958年9月28日全民公投的结果，法兰西在同年十月五日进入第五共和国。1958年的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的最高职位，是国家行政权的执掌人，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法兰西的最高法官，法兰西荣誉勋团的最高首长，也是安道尔公国的国家元首：两大公之一。总统的职责包含了监督宪法的履行，政体的延续以及公共权力的正常运作。在2002年以前，法国总统的任期是七年，现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在1995年的法兰西第七届总统任内，对总统任期进行了修订。从2002年第八届总统开始，任期缩短为五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脱颖而出的戴高乐将军（CHARLES DE GAULLE）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戴高乐在1958年12月21日的第一届总统选举投票中，以78.51％的得票率当选。当年，戴高乐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法国共产党的候选人马兰（GEORGES MARRANE）。戴高乐在1965年的第二届总统选举中，以58.21％的得票率击败左派候选人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赢得连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二位总统是在1969年第三届选举中当选的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第三位总统是在1974年第四届选举中当选的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第四位总统是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密特朗1981年代表法国社会党，击败吉斯卡尔—德斯坦当选第五届总统，之后在1988年击败希拉克连任第六届总统，密特朗在位共14年。现总统希拉克是第五共和国的第五位总统，希拉克1995年作为右派候选人，击败法国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LIONEL JOSPIN）当选第七届总统。希拉克2002年在第八届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以82，81％的得票率，战胜极右派政党“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JEAN MARIE LE PEN）赢得连任。
2007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九届总统选举的选民登记工作已在2006年12月31日周日结束。根据有关法规，有参加总统选举投票资格的选民必须符合一下几项条件：年龄至少18岁，拥有法国国籍，享有政治和公民权力，并已在选举名册上做过登记。而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则必须年满23岁，是拥有投票资格的选民，得到全法至少30个省的500位民选代表的联署支持，候选人必须在3月16日星期五18点以前，递交500位民选代表联署支持名单。官方则将在3月20日周二对外公布各候选人提交的这一民选代表支持名单。选举的正式拉票活动将从4月9日周一开始，4月20日周五结束，之后进入投票阶段。当选的新一届法国总统将在5月17日周四正式上任。

北京部分党报最近刊出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不但中国国内民众耳目一新，连海外媒体也为之惊诧，将此视为北京政治风向重要指针，显示中共有意突破意识形态枷锁，准备为政治改革展开新论述。

　　台湾《中国时报》称，俞可平这篇文章，原为阎健编写、2006年10月出版的新书《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的序言。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2006年10月23日以《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辨正》为题登载该文，同时又经人民网、新华网转载，并在日前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转载，终引起海内外关注，也使俞可平顿时令人刮目相看。

　　会受到海内外重视，不仅因俞可平深刻论述民主，更因他身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和“胡锦涛文胆”的高位，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环境，竟然如此敢言。当然，更有人怀疑他的文章是否代表中央高层在发出某种信号？

　　《亚洲周刊》发文指出，俞可平在一千八百多字的行文间，深刻阐述民主的实质和内涵，谈论民主的优点，也谈了民主的缺点，更点出一些人对民主认识的盲点。但他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因为“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这番话与胡锦涛去年在华盛顿向世界所作的宣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似一脉同源。

　　海内外关注的其实并非该文在民主内涵上有何突破，而是从中看到一些普世认同的价值，又获中共高层官员认同。且透过俞可平的论述发现，中共领导人及理论界人士此刻正为建立中共政改的大论述进行积极准备。

　　和俞可平同是北大校友、且在美国杜克大学同做研究的史天健透过多年量化研究表示，中共对“民主”、“自由”、“人权”等关键词，近年来在态度上的确出现“急转弯”。他说，胡锦涛上台后，对民主的态度有了根本转变，开始承认民主是追求的目标。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共已开始把民主“作为好东西”来承认，呈现正面的反应。

　　从这意义上说，史天健认为俞可平的说法不代表中共在这方面有大突破，而是中共党内一种思潮的总结，代表中共党内对民主的态度产生的重大变化，“从原来说这个东西不好，到现在说是好东西，这是个很大的飞跃”。

　　文章称，俞可平的论述从根本上颠覆中共有关自由民主人权的认知，更重要的，或许可把俞可平的民主论述看作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信号，看作是中共为政治改革建立大论述的开始。

资料：俞可平小传

　　在中国大陆，政府与学界、政治与知识分子间，一种新合作关系隐然形成，并逐渐向制度化方向发展，被外界视为胡锦涛倚重智囊之一的俞可平，是其中代表之一。

　　1959年出生的俞可平，浙江绍兴人。1998年取得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曾前往美国杜克大学任研究员及访问学者，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俞可平在北大的博士生导师赵宝煦这样评价他的学生：“非常用功，勤快，活跃”。俞可平取得博士后，北大已准备让俞留校任教，但答辩委员会有位来自中央编译局的官员非常欣赏俞可平，竭力推荐俞到编局工作。赵宝煦认为，中央编译局直属中央，常会接到中央布置的调研工作，这对俞的学术研究有好处。不过，俞仍兼任北大、南开等数所大学教授。

　　对于俞可平的学术风格，北大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增科说，“思路开阔，非常多产，既追踪国际社会科学前沿，又重视中国现实政治问题。”19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截取不少社会学及经济学研究成果看待国际关系及政治学，俞可平大量著作便从“全球治理”及“善治”角度做研究，在此领域堪称亚洲第一把手。

　　俞可平多次在著作中表示，中国进行的是一种“增量民主”改革。一位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过的学者说，俞的思路很清楚，就是通过渐进式改革实现民主。事实上，他主持的“北大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已举办多次“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鼓励地方政府实施民主制度创新研究，成果相当显著。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6日对欧洲媒体表示，民众透过基层直接民主形式可以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以管好乡、县和省。这番话似乎显示未来中国有可能办理省级直接选举，但他也说，目前在高层次上进行直选条件还不成熟。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温家宝5日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接受芬兰《赫尔辛基新闻报》、英国路透社、英国《泰晤士报》、德国德通社、《法兰克福广讯报》五家欧洲媒体的联合采访，这是温家宝赴欧洲访问前的热身活动。

　　温家宝在访问中说，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目前在六十八万个村实行村民自治和直接选举，在县、乡和不设区的市实行普选人民代表，在设区的市和省及中央一级实行间接选举。

　　温家宝表示，中国很大、人口很多，经济不发达，发展不平衡，“现阶段在更高层次上开展直接选举，条件还不成熟。”

　　但他认为，“民主建设特别是直接选举，要根据国情循序渐进。我们坚信，群众通过基层的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能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以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体现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

　　此外，温家宝指出，当前中国许多问题与政府的工作有关，例如一些地方发生的安全生产和环保事故，“确有一些人为因素，特别是与有些干部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有关”，“有些地方在征用土地、房屋拆迁、企业改制上，侵害群众利益，影响社会稳定。”温家宝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是体制、制度和监督机制不健全。

　　他同时表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因此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还要继续推进包括选拔干部和选举制度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

　　温家宝上述这些话引起了海外媒体的极大关注。近几个月以来，中国通过立法加强人大监督力度、农村基层直选、将政府职能由行政管制转变为公务服务、确定党员干部任期制度等政策，都让外界纷纷认为，胡温高层正在酝酿一场温和的渐进式政改。

　　观察人士称，胡温对国际国内批评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情况十分清楚，也不能容忍政治体制继续阻碍经济发展。因此，他们很可能先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部分，然后再推进进一步的政改。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院士透露，中国正在探讨和逐步试行在网络世界实行有限实名，以平衡个人隐私和公众利益与国家利益：当一个用户要到博客网站或BBS网站注册账号时，需提交身份证和真实姓名，甚至住址；而在前台，用户可以不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网民若没有做危害公众利益、违反国家法律的事，真实姓名就属于隐私。

 

　　网络有限实名（后台实名），算是一种变通之术。遗憾的是，之前有关部门只声称注册博客要“实名”，现在却变本加厉，连注册BBS也要“实名”了。众多网民的反对之声，并没有挡住有关部门推行网络实名制的决心和脚步。作为一个普通网民，我认为网络实名制至少存在以下几点疑问。

 

　　一 是谁来界定“公众利益与国家利益”。维护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网络实名制借用的一面大旗，而现实情况却是，一些政府部门及官员，将部门利益、个人利益美 化成公众利益的有之，以维护公众利益之名、行侵犯公民利益之实的亦有之，此种情况之下，“危害公众利益”几乎成了一条万金油式的罪名。网络实名制之后，谁 能保证“公众利益”不会被滥用，谁又能保证网民的真实意见不会被扼杀？

 

　　二是如何保证网民的个人信息安全。网民注册博客和BBS提 交的身份证号码、真实姓名和住址，属于网民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未经本人许可不得泄露。网络实名制之后，哪个部门能保证各个网站都能保守网民隐私，又将对 网民个人信息泄露承担责任？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网民个人信息安全，有关部门将要付出多高的行政成本，这个行政成本“支出”与网络实名制的“收益”相比， 是否得不偿失？

 

　　三 是网络实名制有何法律依据。网络实名制涉及千万网民的利益，有关部门不能想搞就搞，一方面要征求广大网民的意见另一方面要有法律依据。正如一些法律专家 所言，网络实名制，应当在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或在国务院制定的有关互联网行政法规中有明文规定，如果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网络实名就缺乏基本 的合法性。

 

　　实 际上，网络实名制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忽视了网络的特殊性，试图以管理现实社会的方法来管理虚拟的网络社会。国有国界，而互联网是没有国界的，你在大陆的网 站推行实名制，网民们可以跑到国外的网站去匿名注册——除非国外的网站也实行实名制。可惜国外网站根本没有实名制之说，网络实名乃“中国特色”。按照胡启 恒院士的说法，网络匿名是国际规则，而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在这方面不宜与国际接轨。依我看，既然全世界的网络都是“互联”的，就由不得你不与国际接轨，容 不得你独树一帜，搞“中国特色”的实名制。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12月1日中午一度暂停航班升降两个小时，香港至上海多班航机延误。此外，上海虹桥机场也一度同时暂停航班升降，但大 半小时后重开。民航部门表示其原因是要控制机场流量。但据香港有线电视的报道称，有消息指浦东机场附近有军事演习，但此消息并未获得官方证实。

　　香港《文汇报》报道，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当天下午2时起突然暂停所有航班升降，民航部门表示是要控制机场交通流量，没有进一步解释和提供具体数 据，机场在关闭最少两个小时后恢复航班升降，机场值班室人员表示，“前一段时间，在机场有流量控制，有很多航班逼降其它机场，或者是延误的，但是现在已经 恢复（正常），我们只收到航班管制的原因，空中管制的原因。”

　　多班原定降落在浦东机场的航机，要转飞其它地方，其中港龙航空一班机，当天下午准备降落时才收到机场关闭的消息，要暂时改飞杭州，最少有10班机要转飞虹桥机场，另外多班航机要转飞南京。

　　香港民航处与机管局表示，收到上海航空管制中心通知，当天下午2时起实施流量航空管制，到4时多恢复正常。由1时至6时，最少有29班来往香港 同上海的航班受影响，当中有16班由香港飞往上海的航班要延迟，2班要取消。由上海抵港的航机已经有11班延迟，有上海来香港的旅客表示，在飞机上坐了4 个小时。另综合外电消息报道，日本航空有两架飞往上海的航机被迫折返日本。

　　另据路透社则报道，一名不具名官员表示，机场关闭是因为中央军委的命令，至于关闭的原因，则是国家机密。上海市政府一名发言人证实，上海浦东机 场从12月1日下午两点起停止班机起降，有十架班机改降上海西边供国内班机起降的虹桥机场，有六架飞机改降南京机场，一架港龙班机则到了杭州机场降落。

　　由于事出突然，有人怀疑浦东机场关闭是因为解放军在演习，但传闻没有办法证实。上海市政府官员在接受访问时仅称，暂停航机升降是为控制航空交通 容量，但官员未有进一步解释原因。而香港民航署亦收到通知，浦东上空有流量管制，来往上海与香港的航班亦受影响。据了解，浦东机场从当天下午二时至四时实 施航空管制，直到傍晚，浦东机场才恢复服务。

强国梦与宪政之路

----蒋介石在1943年

袁伟时

2003年，岁次农历癸未。回顾上一个癸未年---1943的中国，看看当时领导人的言行，或能在尘封中觅得若干历史智慧。

在

所谓“四强”后面——这些事的来龙去脉怎样？1942年年元旦白宫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同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英美两国都发表声明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华特权（英国有所保留，不放弃香港、九龙）。无论从那个角度看，中国被称为 “强国”乃至“四强之一”，都是名不副实。受难百年，依旧积贫积弱，专制，腐败，令人心痛脸红。尽管如此，这件事仍然不失为中国军民长期坚持抵抗日本侵略的成果之一。但在看到这一面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相关的国际背景：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极力想将中国扶植起来。他们打的算盘，一是支持中国抗战，有利于战争全局；二则希望催生一个民主和强盛的中国，有利于稳定战后亚洲的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3年11月22-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会议。邱吉尔看不起蒋介石，而蒋则对邱吉尔的帝国主义行径感到愤怒，罗斯福目标则尽力安抚蒋介石以维护同盟国的团结，坚定中国抗击日本的决心。

以此为背景，这一年里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确实在外交上风光一时。当时接连有四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 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国民党藉此大肆宣扬，说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

实际情况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已逐步收回。开其端的是北洋政府。

1921年11月开幕的九国华盛顿会议，讨论的就是中国要求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各项主要议题，都有程度不等的进展。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掀起轩然大波的山东问题，在这个会议期间经过36次谈判，于翌年1月31日达成协议，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司法主权的收回，也是由北洋军阀打第一仗的。

1926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方要实施建设大上海计划，把租界周围的中国地区建设成为模范城市，作为要求取消外国租界的基础。

5月5日宣布自任凇沪商埠督办，而请著名学者丁文江出任总办，全权管理上海，实行这一计划。丁文江实际任期只有 8个月，其出色建树之一，是亲自与上海领事团的代表 ——英、美、日领事反复谈判，于8月31日签订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一举把租界当局属下的会审公廨收回，成立江苏管辖的上海临时法院。

总之，除了汉口、九江租界由群众自发行动收回的特例（时间也是在上海收回会审公廨之后的1927年1月5 日和6日），无论执政的是北洋军阀、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通过谈判逐步收回主权的，情况并无二致。

又以关税自主权的收回为例，1925年10月26日开始北京政府和13国的代表开关税特别会议，至11月19日已经基本达成协议，承认中国享有关税自主权，从1929年1月1日起生效；条件是中国政府同时裁撤祸国殃民的厘金。就在这时，实际控制北京的冯玉祥战败，政局动荡，会议停开。26年2月复会，4月20日直系和奉系军阀联手又把段祺瑞赶下台，谈判又被迫中止，功亏一篑。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双方又回到谈判桌上，终于在1929年2月起实现了关税自主。

这些外交成就是历届政府和颜惠庆、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家多年努力的结果，不能完全归功于国民党政府。更令美、英和国民党政府尴尬的是，汪伪政权和日、德、意等国已经抢在他们前面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迫使他们不能不改变留待战后再行解决的初衷，宣布立即取消不平等条约。

第二件事是1942年底至1943年6月，宋美龄历时七月的北美之旅。

这位“第一夫人”长得漂亮，能说会道，加上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她四处演讲、活动，对争取美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起了良好作用。在一个民主国家，民间的同情与理解绝非小事。从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开始，美国一直在移民和取得美国国籍等方面歧视和限制中国人。宋美龄访美期间，正值美国朝野正在推动废除排华法，她的活动也有助于有关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经过她的交涉，罗斯福还答应了不少援助中国的要求。她和罗斯福的会谈，还就战后中国和亚洲不少问题取得了共识，为后来的开罗会议作了铺垫。

1943年10月29日中国驻苏大使代表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在保证世界普遍安全的《莫斯科宣言》上签字。这个宣言倡议战后建立联合国，建立世界安全体系。美国人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让中国排在美英苏之后签字，正式忝陪四强末座，从而为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奠定了基础。

(可看大图)1942年8月的远东态势。上一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8日，日军在香港、马来亚和泰国登陆，并轰炸在菲律宾的美军及其设施。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在马来亚海岸附近击沉英国远东舰队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12月25日，驻香港英军投降。1942年1月2日，日军攻占马尼拉，驻菲律宾的美军撤往山区。2月7日，日军在新加坡登陆，西方强国在远东的殖民大厦岌岌可危。在中国战场，1941年底，日军打到湘北和鄂西，离抗日大后方四川和陪都重庆已不远，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在西太平洋上的美属马里亚纳群岛、威克岛、关岛，英属俾斯麦群岛、吉尔伯特群岛、所罗门群岛等相续落入日本海军手中。

第四件是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短短4天，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多次会谈。《开罗宣言》郑重宣告：“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成就。 不过，在表面的光华后面，蕴藏着深刻的危机。一个专制、腐败的政府不可能真正成为对世界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强国。美英（主要是美国）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支持抬高中国。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他们不放心也看不起，内心充满鄙夷。 罗斯福早就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无效率”极为不满。开罗会议期间，他便对儿子坦言： “蒋尽管缺点很多，我们还得靠他。”而邱吉尔根本看不起蒋介石，对同蒋介石的会谈非常勉强。会议期间，蒋介石狮子开大口，要求美国提供十亿美元的贷款。而 1942年，美国已经给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的援助，这笔钱等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全年收入的一倍。蒋提出这个过份要求后，美国财政部长私下大骂蒋是 “他妈的骗子”，“让蒋介石那帮人跳长江去死吧！” 美国政府和国会没有什么人同意提供这笔贷款。当美国官员将实际情况通知蒋介石时，蒋氏居然称若得不到及时的援助，他的政府半年内将垮台，并以不派远征军赴缅甸和不修机场等威胁。美国国内一片骂声，说蒋的行为无异于勒索敲诈。

由于名不副实的“四强”之一的蒋介石政府不能承担重任，为换取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出兵打日本，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举行的雅尔达美英苏首脑会议上，他们又达成了损害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 又如《租借法案》，美国提供给英国和苏联的租借物资，完全交由英、苏本国政府自行处理；而对中国，却有一个附加的条件，物资的处置必须在美国代表的监督下。无他，因为国民政府腐败，臭名昭彰。

到下一年，国民党军大溃退，日军横扫湘、桂，直逼贵州，美国政府干脆旧话重提，让美国将军统率全部中国军队！那里还有什么“四强”的影子？

1943年，墨索里尼垮台了，欧洲法西斯彻底失败已指日可待。美军在太平洋也节节前进。同盟国如日中天，唯独蒋介石及其政府在走下坡路。

宪

政之路----关键在内政。那么，这一年中国内部有哪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蒋介石对内政又有什么考虑？当时有两件事在海内外闹得沸沸扬扬。

一是突然浮出水面的大灾荒及因而引发的封报事件。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广东大灾荒，导致3000万河南人死了300万，广东也饿死300万，都占当时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狗吃人，人吃人，惨不忍睹。 问题的严重性最初是被美国记者察觉的，他们欲披露此事，蒋介石摇头不信，对灾荒轻描淡写，说“有灾也不会太严重”。所以会饿死那么多人，就是由于“最高领袖”不相信，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救灾措施，还照样征粮！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为题报道了大灾荒。王芸生奋笔写就《看重庆，念中原》，第二天作为社论刊出。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将《大公报》停刊整顿三天，王芸生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已经买好机票，也不准成行。

另一件事是高官大贪污。当时几乎无官不贪，高官更带头贪。身为行政院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便是一个活标本。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予的5亿美元，提出一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万5千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傅斯年在参政院上揭露说：“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然后又大声疾呼：“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

1943年，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藉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冀图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蒋的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经过傅斯年等人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既然“最高领袖”对贪污大案持如是态度，上行下效，各级政权的腐化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灾害和贪污，都不奇怪，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会经常碰到。问题是在不同政治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结果。诺贝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有个论断：“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导、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 道理非常简单，在民主、自由社会里，某一届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甚至不管人民死活，人民就要通过选票让你下台让贤。河南旱灾惨剧实质是人灾，是剥夺新闻自由和政治独裁专制的恶果。贪污能否彻底遏制，同样取决于有没有政治民主、分权制约和新闻自由。这些都是宪政问题。

当时没有宪法，只有国民党自己制定的所谓《训政时期约法》，规定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离民主十万八千里！1938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弄了一个咨询性的国民参政会，规定只有“提出建议案”、“提出询问案之权”；也可以讨论“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但通过的决议是可听可不听的；也不承认国民党之外的政党存在，连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也只能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资格参加。

1942年的重庆民生:一位饥饿的母亲和她的儿子

当时，独裁专制统治造成的全国性的官员腐败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招致民怨沸腾。美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国内的批评更连绵不断。共产党、民主同盟等反对党固不待言，就是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的党员教授蒋梦麟等就曾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拟稿以区党部的名义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之。”“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

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已经非变不可。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开幕式上蒋介石说：“战争结束的时间，决不会超出我本年春季所说的两年之内。”因此，要讨论如何建国的问题，“而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宪政实施以后，本党还政于民……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之下，享同等的权利，享同等的义务，受国家同等的待遇。” 他还有多次谈话都谈到宪政，这表明他确实在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他所讲的宪政理论上有许多荒唐之处，而实践上更是依旧肆意践踏民主和公民权利。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两篇重要论著：《中国之命运》、《中国的经济学说》。学界认为这是蒋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回答。判断他的《中国之命运》，应该有一个标准。他不是说要实行宪政吗？从政治上说，最好的标准就是学界公认的宪政理论。

宪政的核心是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以此为目标建立一套政治和法律体系。它有几个基本要素：1，公民有、结社、言论、出版、居住、财产、通信等自由权利。2，国家权力分立和互相制衡。政府权力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严格约束，使之既能有力地管理好公共事务，又不致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3，宪法至上，并有严格的宪法司法、违宪审查制度。4，实行法治，司法独立。5，各级政府民选，层层成立议会，地方自治，政治生活民主化。

《中国之命运》追求什么？要中国人“事事以民族为本位”，“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与此同时，重申“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无论在战时或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其他讲话中，蒋介石更一再高呼：“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其实，在冠冕堂皇的“国家”、“民族”后面，他的内心独白是“朕即国家”，服从我就是服从国家。这是与宪政完全背道而驰、为专制统治服务的理论。

《中国之命运》还声色俱厉谴责：“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上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怎么能不祸国殃民？”他实际是在指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搞封建割据。其实，当时的地方势力对保护公民自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云南，在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庇护下，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就得以保持和发展。又如桂林成为战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也与广西地方势力李宗仁等的支持息息相关。在政治生活正常的国家里，确实没有政党甚至私人拥有军队的。问题是由于历史条件的汇合，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必须从实际出发，用民主、共和的方式处理相互关系，推行地方自治，逐步消除对立，建立互信，从而逐步实现军队国家化。那时有一个谁代表国家的问题。不能以拳头大小定是非，“军队国家化”不等于大的吞并小的；而应首先致力于地方和全国民主化和自由的保障，通过“共和”的办法逐步联合、统一。这样的制度和相应的政治文化建立起来了，不介入政治的中立化的国家军队的建立，就水到渠成了。蒋介石没有这样的认识和胸怀。

蒋介石口口声声反对封建割据的目的何在，在他的日记里，就说得一清二楚了。他在1943年8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始终要用十个军以上兵力防制陕北，则不如肃清陕北以后，可抽出兵力在后方各地分别肃清”。为此“应先用宣传”，“以澄清国际视听”！ 他念念不忘的不是消灭日本侵略者，而是剿灭共产党和地方势力。

再深入一步去考察，这牵涉到中国乃至东方各国统一的道路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是走“联省自治”的道路，还是走武力统一的道路？矛盾十分尖锐。中国人有浓烈的大一统情结，在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而介入下（不但提供政治和军事顾问，还给了大批武器和金钱），不幸走上了武力统一的错误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实，联省自治的实质是在各省逐步民主化的基础上，实现全国共和统一。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这既能避免内战，又有利于迫使各地区的统治者为了争取民心，不得不致力地方经济发展和逐步民主化。而走武力统一的道路，带来的只能是内战频仍，生灵涂炭，专制独裁。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结论；东方不少国家还在继续证明这一道理。每当听到一些国家军阀混战的消息，我总是认为他们的军人、政治家和知识阶层没有从历史中学到足够的智慧，还在重蹈中国的覆辙。

这几年史家黄仁宇有个观点观点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影响很大：“蒋介石可以被认为首先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原始型的统一政府。” “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 要说原始型统一政府的话，袁世凯老早就制造出来了。其实，国民党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是没有解决现代国家的上层机构问题。北伐成功后，将原有的比较接近现代国家的架构给摧毁了。

国民党的基本口号是“以党治国”，突出党权，代替了民主的架构，代替了国会和宪法。国民党实行五院制，不同于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他们规定，五院都由国民党中央的政治会议领导，立法院的权源是党，而不是民。这是一个大的颠倒。国民党的党章规定，总理有最后决定权。原来最后决定权归孙中山，后来经过反复的较量，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被拥戴为“最高领袖”。国内各方面势力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尽可能维持国家的统一稳定。战争时期权力需要相对集中，但蒋介石的权力已经超出这个范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的权力已经不受监督，形成了一个个人独裁的体制，导致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连绵不断互相厮杀。1931年2月国民党重要领袖和立法院长胡汉民仅因在约法问题上发表了不同意见，就被蒋氏软禁在南京。以此为契机，一批国民党领袖和两广军人于同年5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严厉谴责蒋氏“迷信武力”与“个人独裁”，并且坚持了五年。同一年竟然有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南京、广州、上海召开！

蒋不但没有建设起现代国家的上层架构，反而建立和发展了与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制度。

一是用“手令”决定一切，批个字、写张条子就是圣旨，就是官员任命、财政支出和解决重大事项的依据。

二是建立特务系统，严密控制全社会，特别是知识阶层。最初是复兴社，1938年，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央调查统计局，俗称军统、中统。这一年还成立了一个带特务性质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三是建立书报审查制度，严密控制公民的思想和言论。文艺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都必须先将原稿送到国民党各级宣传部或图书审查委员会去审查。在学校则实行所谓训育制度。

四是要求学校乃至全社会“党化、军队化”。在他看来，现代化的社会就是一个军事化的社会。他曾不厌其烦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精神和行动现代化，我们知道现代是‘科学的时代’，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

国民党的各种特务机构对共产党人员和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殴打、逮捕、绑架、暗杀等种种非不民主非人道的手段，这些已昭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的日子指日可待

这些制度和机构的建立，使国民政府与现代国家的架构越行越远。秘密逮捕、暗杀、严刑拷打、任意判刑、草菅人命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1935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生自治会曾悲愤地揭露：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北京大学学生组织‘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乃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 这种状况在1943年没有改变。

在这样的体制下，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的反贪污也化为闹剧。

1943年前后的蒋介石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符号，这是当时社会条件、传统弊端在蒋身上的集中体现，又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个性。

当是时，内外的压力，使蒋不能不考虑实行宪政。这是整个世界难以抗拒的趋势。但是，真要实行宪政就要改变原有的体制乃至整个官场文化，蒋介石又没有这样的认识和魄力。

议会民主制，也称议会制或内阁制，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种，特点是其政府首脑（台湾宪政学者与文献称之为“行政首长”，以有别于国会领导人）的权力来自议会(即国会)的支持，而这种支持通过两种途径落实：第一是国会改选后的多数议席支持，第二是行政首长赢得国会的信任投票。因此，所属政党未能赢得国会大选的政府首长连同其内阁必须提出辞职，而未能通过国会信任投票的政府首长，连同其内阁也必须辞职。由国会重新在席位居多数的党派中协商选举产生新的首脑与内阁。

在采用这种政治体制的国家中，立法体系与行政体系(或称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并不完全分立。议会民主制一般实行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因此存在著多个参加议会差额选举的政党。议会内阁制的政府首脑(行政首长)与国家元首(head of state)分开，其国家元首通常是仪式性职务，不享有实际的行政权。

议会制下的行政中枢为政府的内阁，由政府首脑（一般称为总理或首相）领导。总理或首相以及全体内阁成员一般也是从议会议员中产生，并在任职后保留议会中的议席。政府首脑往往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 但是, 当多数党的席次不过半数时, 几个少数党也有可能通过建立同盟积聚过半议席从而获得任命政府首脑的权力，此时的政府称为联合政府，内阁称为联合内阁。

在很多国家，内阁或内阁内的任何成员都可以通过议会对其的不信任投票而被免职。此外，政府首脑也可以决定解散议会，经过向国家元首礼貌性报告后，由元首下令重新举行国会选举。

在议会民主制国家中，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职务分开。在大多数议会民主制国家中，国家元首（君主或是总统）是象征性的职位，只拥有些无关政局的权力，例如公务员任命权与签署法令，接受外国使节等。不过国家元首也会保留一些在紧急状态中可以使用的特别权力，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依惯例还是依法律规定）此类权力是在得到政府首脑支持后才会得到实行。国家元首的命令必须经由政府首脑的副署才能生效，元首依法不能自行发布政令。

议会民主制在各国之间也有些微的不同，例如有些国家通过宪法或法律的形式明文确定了政府各部门的分工，而有些则只是照惯例执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中政党的数目也可能因选举制度的不同而有所出入。此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无论是邦联制，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学理上称为单一制)的国家，中央政府都可能采用议会民主制。

议会民主制甚至可以被用于地方政府中：例如奥斯陆的行政体系就是立法体系的一部分，美、英、德等国家的州、郡、邦政府也是采行议会制。
历史起源

现代意义上的议会民主制可追溯到18世纪的英国，虽然同一时期的瑞典也已经拥有类似的政治制度，但其影响力较小。

议会民主制的开始可被认为是在1707年，当时的英国理论上还是应由国王主持内阁，挑选阁员。但因当时的国王乔治一世不会说英语，使得内阁中一名大臣能够负责主持内阁会议，逐渐就发展出首相一职。随着议会的逐渐民主化和议会权力的增大，议会开始控制政府，并最终能够决定国王必须任命谁来组建内阁。《1832年大改革方案》最终确立了议会至上原则，议会能够挑选首相并决定内阁的组成。

威斯敏斯特体系由此发展出来，行政体系必须向立法体系负责，政府首脑以国家元首的名义行使职权。这种体系在原来的英国殖民地中颇为流行，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爱尔兰共和国等国都使用威斯敏斯特体系的议会民主制。不过这些国家也不是完全照搬英国的制度，例如澳大利亚的参议院更接近于美国的参议院，而不是英国的上议院，而新西兰则废除了上议院。

议会民主制在欧洲大陆的传播主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的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向战败国输出了自己的民主政治体系，例如德国威玛共和国和奥地利就是在此时采用了议会民主制。早在19世纪欧洲左派政治力量的活跃已经为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和议会民主制做好了准备。一战后，这种民主化运动也被视为是抵抗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极端政治势力的手段之一，也因此议会民主制遭到右翼政治势力和许多群众的抵制。
弱点

议会民主制在欧洲大陆遭遇到的另一个挑战是小党执政所带来的政治不稳定和极端政党的上台。各政党间的不合作导致了所谓“少数议会民主制”的产生，小党执政往往导致政府遭到议会频繁的不信任投票，从而引起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危机。在一战后的欧洲，由于这种议会民主制初次尝试的失败，在很多国家引起极端势力通过民主体制取得政权，却可逃避民主制度的制约，例如1922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上台，和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的执政，以及同一时期在西班牙得到国王支持的独裁统治。欧洲的议会民主制真正成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目前除了法国采用的是混和的总统制和议会制的政治体制(学理上称为双首长制)外，大多数西欧国家都采用议会民主制。1990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制后，则多倾向使用直选元首下的双首长制。

议会民主制本身并不一定会产生过多的小党派和极端政党. 当议会民主制与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te representation) 的选举计票方法结合时，容易产生较多小党，导致小党执政。 在搭配比例代表制的制度下, 一个党派只要在全国获得超过一定百分比(在很多国家是5%)的政党选票, 就可以进入议会，无论在个人选区中是否有本党当选人。 而在单一选区制(Plurality rule or Winner-Take-All) 下, 一个候选人必须在一个地方选区获得比其他候选人多的票才能进入议会. 也就是说, 一个有极端主张的政党, 在比例代表制制度下只要有一定的支持者就有可能进行议会, 但是在纯粹的单一选区制（不搭配比例代表）选举下, 由于极端党派的选票被分散在各个地方选区（而且在任何一个地方选区极端政党都很难拿到过半的选票获得当选）, 极端政党很难进入议会。例如实行纯粹单一选区制的英国，极端民族主义党派“英国国家党”全国得票超过5%，但在国会却毫无席位。而日本实行单一选区制加政党比例代表，所以没有在全国任何选区赢得席次的日本共产党，因为全国政党得票超过门槛，仍能参与分配席次。所以, 选举制度使用比例代表制还是纯粹的单一选区制, 是影响政府组成与表现的重要的因素。

议会制政府，实行单一选区制，容易导致国内政党体系的两党制，造成内阁与政府首脑的两党轮政，以英国为其典型。实行单一选区制搭配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容易造成政党体系的多党制，导致联合内阁与联合政府。
优点

  1. 政府首长(首相/总理)由立法机构最大政党的党魁出任，以确保政府的政策在立法机构得到支持
  2. 行政和立法机构有联系，可提高政府效率和避免政变发生
  3. 虽然任期不限，但立法机构可随时罢免不称职的政府首长
  4. 实行议会制的国家大部份成功
实行议会制的政权

英国、大多数欧洲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北欧等)、日本、加拿大、澳洲、新西兰、以色列、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土耳其、大部份前东欧国家(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等)、波罗的海三国和牙买加等。 其中：
实行单一选区制选举制度的国家

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印度、泰国等。
实行单一选区加比例代表制选举制度的国家

西欧大部分国家，如德国。
实行复数选区制的国家（每个国会议员选区应选席位超一席以上）

1990年代以前的日本
威斯敏斯特体系

威斯敏斯特体系是一种特殊的议会民主制，源于英国，名字就取自英国议会的所在地伦敦威斯敏斯特。这种体系被广泛用于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并已经成为大多数英联邦国家采用的政治体制。在威斯敏斯特体系中，国家元首拥有较大的紧急权力，但受到惯例（而非法律）的制约而较少执行。

共和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政体（和这样统治的国家），那里君主不是国家的最高首脑。

这个词起源自拉丁文res publica，意思是“公共事务”。共和的根本原则是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共和在本意上是通过制度组织起来的公共事务领域，而不是一种组织形式或政体。共和主义强调政府的公共性、公平性与中立性，即政府必须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公益），而不能只为少数当权者的利益服务。然而民主的概念不是共和制暗含的。共和制政府形式可以包含有限的民主，那里这些权利仅对有限的人群允许，如在今天的许多独裁或极权国家的情形。这个词意思也足够宽泛到包括许多今天的高级民主制。

最早的共和政体可以追溯到西亚的阿卡德(Akkad)。最著名的古代共和国，则是公元前509年建立的罗马共和国。在现代民主制度出现之前，还有许多国家采用共和政体，比如说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这也说明，“共和”未必一定是“民主”的。

在古代，虽然共和名义上是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这还不包括没有公民权的奴隶，但实际上则多是贵族共和。在这些共和国里，只有贵族才有参政的权力。罗马共和国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现代共和制度则强调所有公民的参与国家的法律制定，政策制定和执行。当然参与的过程可能是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比如通过代议制民主。在现代，共和国家的首脑通常仅为一人，总统。但有一些例外，例如瑞士，她有一个七人委员会作为国家首脑,称为瑞士联邦议会，还有圣马力诺，国家首脑的位置由两人共享。

有人认为，英国是近代第一个共和国，虽然英国在政体上是君主立宪，但人们又称它为“虚君共和”，因为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法律规定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因此孟德斯鸠就认为“英国是个裹著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

在共和制和君主制间划一个精确的线非常困难，而且确实没有什么可以说某一个比另一个更民主，因为国家首脑（君主或总统）的权力可能完全是仪式上的，（尽管一个带有被选举首脑的民主制通常被认为比君主制更民主）。君主通常统治一生，当他们死后由一个亲属接替，由他们自己选择或或根据继位规则。共和国的总统，相反，通常被选举为一个有限的期限，他们的继任由选举他们的人来选择。现在甚至非民主的共和通常宣称是民主的。尽管选举的结果可能是确定的，也仍然保持正常选举的仪式来选举他们国家的首脑，而且通常在这些国家首脑自动离开位置（通过辞职或引退），或被统治精英的其他成员强迫离开（通过宪法的手段）。但仍有一些例外 -- 例如，每一个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通过帝国的首脑选举，尽管几个世纪以来选举特定家族的后裔到这个位置是通常的惯例。可能在现在君主制最重要的例外是在联合王国使用寡头的选举形式 （称为枢密院）。

另外，老的词义定义使用“共和”描述那种通常称为代议民主，它将“民主”词义"限制仅为直接民主。更多这个词义的使用和历史的讨论参见民主。甚至这个用法也没有包含许多共和制，过去的和现在的，那些根本不民主的（尽管很少现代的共和允许他们缺乏民主）。

使用这个老的含义，可以说美国是联邦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尽管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美国人，称之为民主，他们使用的是现代定义，而不是这里老的定义）。 共和这个词义的使用在美国开国者时期非常通用。美国宪法的作者为很多原因故意选择了他们称为的共和制。例如，对每一个政治问题从每一个公民收集选票是不切实际的。理论上，议员可以比普通平民更博学和更少情绪化。另外，共和可以设计为用来抵抗"多数的暴政"的保护。联邦拥护者描述了这个观点，纯民主实际上非常危险，因为它允许多数侵害少数的权利。通过他们称为共和制的形式，代表人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选择(总统, 议院，参议院和州官员被分别选举），这使多数更难足够的控制政府来侵害少数。

共和制，就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一种政治体制。所谓"契约"，就是指双方(或者多方)共同同意的协议。 当政府的形式的契约，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定下来时，就是共和体制。
契约，因为是双方共同同意的，所以，是公平的。

问责制（全称主要官员问责制，俗称高官问责制）是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于连任第二届任期 (2002年7月1日) 时推行的改革。

推行原因

    * 连续多年揭发多宗“居屋短桩事件”，引发要求官员问责的声音
    * 亦有人认为由于董建华跟当时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不咬弦，使政策决定及执行上受阻，故当局认为需把统领公务员，包括政策局局长的权力完全置于行政长官之下
主要内容

    * 将所有司长和局长职级由公务员职位改为由行政长官任命，以合约方式聘任，并须为过失负政治责任
    * 将局长向司长负责的制度改变为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
    * 政务司司长只负责行政长官直接委派的工作
    * 原有的公务员局长改称常任秘书长，职责是带领属下公务员执行问责局长的政策
    * 将局的数目由十六个合并至十一个，并不再分为决策局和资源局，统称为决策局
影响

    * 纳税人要为问责官员每年支付数千万港元的薪酬
    * 香港公务员最高的职位由政务司司长降为常任秘书长
成效

问责制推行后多位官员因不同原因被要求下台，如前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前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等。
仙股事件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港交所）发出咨询文件，建议调高股份除牌的价格下限，投资者忧虑所持有的细价股份（俗称仙股）会遭除牌而触发大规模抛售，该日香港股市总市值下跌113亿港元。其后，港交所撤回文件。事情牵涉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但两人并没有受到处分。

问责推出后受到不少批评；但是，自从实施后已有三位高级官员因被指犯错而自动辞职。三位下台的官员分别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和前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

总统制是一个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行政和立法机关分别选出。在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根据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关系的不同，可分为议会制共和制和总统制共和制。

特征

    * 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总揽行政权力，统率海、陆、空三军，公布法律、发布命令毋需副署。
    * 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相互独立。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其议员不能兼任行政职务；而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官员，也不能兼任议员。
    * 由当选的总统组织政府，总统的选举与议会的选举分别进行，国会中的多数党不一定是执政党。
    * 总统与议会的任期相对内阁制固定。议会不能对总统投不信任票，总统亦无权解散议会。
优缺点
优点

总统在任职期间，没有因政见不同而倒台的风险，可以积极推行政策，在行政与立法相互制约的情况下，行政权力高度集中，运作效率充分发挥，适应形势的变化。

缺点

在议会中反对党占多数时，行政与立法常在个别问题上陷于僵局，如总统执行错误政策，选民与议会也不能在其任期届满之前使他（她）下台。
实行总统制的政权

美国、塞浦路斯、菲律宾、印尼、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和大多数中亚和非洲国家等。

问责制推行后的香港也和总统制很相似(问责制推行之前和半总统制很相似)。

半总统制，又名议会执政府制，是一种具有总统制的实质，但在形式上保留议会制，而且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又掌握行政大权的政体。半总统制的内阁有相对较稳固的地位，国会权力相对缩小。

特征
半总统制有以下几个特征：

1.总统为国家真正的权力中心，由国会选出的总理只是辅助性质。
2.内阁的实际权力大大减弱，但其地位稳定，政局较平稳，不易发生剧烈震荡。
3.国会的权力相对缩小。
所以从根本上比较，半总统制政体实质上是总统制，因其具有总统制的以下两个特点：

1.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掌握着重要的全国最高行政权力；
2.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国会仅能从立法上对其实施影响，但不能利用不信任案迫使其辞职。
但同时又具有议会制的两个特点：

1.内阁由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政党组成；
2.政府向议会负责。
从某种意义上说，半总统制下总统的权力比总统制下总统的权力要大，因为半总统制国家的总统拥有解散议会、提议举行公民投票，甚至可以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时行使非常权力，而总统制下的总统一般不具备这些权力。所以半总统制国家的“三权分立”实质上成了围绕总统的权力，因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际上总统都凌驾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

半总统制政体以法国最为典型，俄罗斯、台湾、南韩等国家和地区也实行该政体。另外问责制推行之前的香港和回归后澳门也和半总统制很相似。

实行半总统制国家
法国、瑞士、中华民国、韩国、俄罗斯、黎巴嫩和部份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中国的政府官员公费出国旅游的花样百出。芬兰当局22日表示，十名中国高级反贪官员手持假冒的芬兰政府邀请函试图入境，但被芬兰边防局挡驾。边防局表示，假冒调查研究之名前往外国旅行的情况在中国很普遍，通常情况下，这些官员出国度假和访问的开支都由纳税人支付。

　　据芬兰新闻社（STT）报道，10名中国反贪局官员20日乘飞机从上海抵达赫尔辛基万达机场，但这些人在芬兰边防局办公室呆了一夜之后，第二天被送回了中国。

　　报道说，这些中国官员在入关时递给海关官员一份看起来是来自芬兰司法部的官方邀请函。该邀请函说，这些中国反贪官员受到芬兰政府邀请，前来芬兰访问当地的一些检察官和大学教授。

　　芬兰边防局表示，假冒调查研究之名前往外国旅行的情况在中国很普遍，通常情况下，这些官员出国度假和访问的开支都由纳税人支付。

　　芬兰新闻社报道引述赫尔辛基边防局负责人皮波宁的话说：“通常情况下，一旦他们收到度假和旅行的资金，有关的会谈项目就会被取消。”皮波尔说：“我不知道中国当局怎样看待这些事情，但如果有人在芬兰玩这个游戏，那么这就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商务）旅行。”
　　
　　中国的政府官员公费出国旅游的花样百出。之前就有媒体报道，正筹备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上海，日前派出一个多达19人的考察团，到美国的旧金山实地考察。

　　实际上，旧金山是在1915年和1939年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地点在金银岛。这个小岛二次大战期间用作海军基地，十年前，海军基地撤销，留下一 片空房子和一派破败景象。上海世博会考察团要考察的竟然就是金银岛上如今痕迹全无的世界博览会。即使在旧金，也只能在博物馆找到几张当年世博会的照片。

　　上海世博会考察团的许小姐说，考察团要考察的就是美国历史上几个办过世博会的，比如说旧金山、西雅图、费城、纽约，主要考察的是当初他们的理念，包括他们硬件的建设，人文环境怎么样的营造。

　　之前更有《上海证券报》引述统计数字显示，2004年，中国公费出国考察的费用达到两千亿人民币。文章指责中国官员热衷于出国考察的背后，其实 隐藏着一个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原因：即假借考察的名义公款旅游。而且出国考察在许多官员眼里已经成了一项福利待遇。一些地方有规定，如果官员腐败，将三年内 不允许出国考察。

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涉贪案，牵出一连串上海市的腐败问题。北京中央工作组也进驻上海房地局，重点任务是彻查上海土地出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日前指出，陈良宇事件凸显中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由上海社保案牵引出的反腐倡廉风波继续在不断扩大当中，本月上旬上海房地局土地利用管理处处长朱文锦被有关部门隔离调查后，北京中央工作组进驻 了上海房地局，重点任务是彻查上海土地出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这是反腐风暴席卷上海数月以来，首次有中央工作组进驻一个局级单位进行调查。

　　土地利用管理处是上海房地局属下23个处级部门之一。但该处全面负责上海全市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工作，可见朱文锦官不算太大，地位却相当重要。刚 刚落马的上海国资委两高官，还有之前一连串“出事”的国企老总，大多与社保案有染。报道说，但朱文锦事件，似乎更多是跟他掌管上海土地出让重权十余年间的 种种作为有关。

　　周瑞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可分四步，依先易后难的顺序推进，即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共党内民主体制改革、民意机关改革、建立社会民主体制。

　　他相信，陈良宇事件后，会有很多人向中央提建议，要求十七大应该基于对陈良宇案的反省，推进党内改革。他认为，十七大将重点推出党内民主改革的措施，其中的重要内容，便是执政党执政方式的改革。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最近也表示，政治改革是中国的历史必然，他也相信本届领导人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政改”。他强调，中国已来到关键时候，再不推行政改，肯定贻误时机。

　　事实上，从陈良宇案来看，中央政府已经开始行动。而在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遇上一些瓶颈问题，像日益严重的征地纠纷等，已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稳定。所以有分析指出，胡锦涛必须能在其任期内启动政改，克服这些经济发展上瓶颈问题，中国才能确保其经济可以软着陆。

　　除陈良宇案外，中央年内较高调的反腐动作，像北京副市长刘志华下台、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被双规等消息，对一些备受腐败丑闻的地方诸侯和中央领导都有示警意味。一旦某些地方诸侯像过去一样公然针对胡路线唱对台戏，也不能排除中纪委立即高调查处这些地方诸侯的问题。

　　另外，近期胡锦涛较大幅度提拔了一些理念跟他较接近的人出任中央和地方的职务，这有利于胡锦涛在中央和地方推广其路线，争取中层和基层的支持，形成一股气势对抗利益集团。

　　而且今年以来，胡锦涛一些言论了开始逐渐透露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一些基本思维，一个政改的基本框架似隐约可见。简单而言，他的政改思路大概的 框架是：在现阶段先推行一些温和的措施，目的是要应付一些经济改革带出的问题，为进一步的民主改革铺路，并开始强调法律凌驾一切的概念。

　　与此同时，中共必须争取时间，学习如何在民主制度下按国际社会的常规执政，到时机成熟时，也即中共由上而下都适应了民主制度后，才会实行全面的民主选举。胡锦涛于今年年初曾就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作出指示，他当时下令要推动“学习型政党”，可能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现阶段政改的前提是一党执政体制，党管新闻，党管干部，党管土地，民主集中制不变；这也是胡锦涛把其政改称之为“党内民主”的原因。

曾于香港任卫生署署长的陈冯富珍代表中国参选。

在美国中期选举争得难分胜负以及台湾政局沸沸扬扬之际，本周占据香港报章头版的则是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新闻。

多数报章除了报道她获选的过程，她获选的因素、她的能力以及Sars病人家属的感受等方面也占据了大篇幅。

英文报《南华早报》头版以《陈冯富珍在世卫竞选中为中国和香港取得胜利》为题，平实地报道了陈太当选的消息，与更大篇幅的美国拉姆斯菲尔德辞职的新闻平行排列。

在第三版位，《南华早报》报道，香港对于陈太当选反应不一，"不过大家似乎同意她的当选是一项政治胜利。"，受访者普遍认为陈太当选不是因为她的专业能力，而是由于她出色的外交能力以及中国的力挺支持。

在评论方面，该报指出，"自1997年以来，香港的回归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中国使用外交力量稳住陈冯富珍的位置。现在，中国需要在卫生课题方面展示它很多时候所欠缺的透明度。"

除了《南华早报》在头版带了美国中期选举的新闻，陈冯富珍的新闻都排山倒海独霸其他中文报章的头几面版位。

《明报》以4个版面报道了这则新闻，以《港人之光》作为专题名称，并以《陈冯富珍破天荒掌世卫》为首版标题。

该报评论员李先知对中国外交突破的因素作了分析他说中国宣布豁免非洲多国债务不完全是致胜原因，而是因为中国跟发展中国家搞好外交关系的政策有关，他也指出欧美国家的支持也是因素之一。

回到香港本身，《明报》也以《Sars病人家属百感交集》报道了一些香港市民对陈冯富珍的怒气未消："有枯骨病人勾起往事而低泣，不忿陈太当选，但亦只是无奈接受，更有死者家属愤怒地形容这是'世卫之耻'。"

风格被视为亲北京的《大公报》以《国人之光》为新闻专题名称，首版标题为《首位中国人出任总干事――陈冯富珍掌世卫》。

该报所做的街访显示香港市民"喜见港人胜出"，并为陈冯富珍在Sars期间的作风辩护，认为此事"难以一言蔽之，因为'沙士'来得十分突然，而且当时无一国家和地区有此经验可以借鉴，换了其他人也不一定能处理得很好"。

常以耸动标题吸引读者注意的《苹果日报》这次在报道陈太当选的新闻时也无例外保持了一贯风格。首版打出了《中国财力强大　 欧洲代表转舵―――陈冯富珍当选钱作怪》的醒目大标题，不过在内容中除了一处提到陈太"连过四关胜出，除了手握以中国财力换来的非洲选票外，亦取得关键欧 洲选票"外，内容其他部分与标题并没有紧密关联。

《苹果日报》也以大篇幅图文并茂报道了Sars病人家属的感受，也回顾了Sars期间的悲情画面。

有趣的是，《大公报》所作的街访，反应多为正面，《苹果日报》所作的调查以及所刊登的网民反应却并不都是乐观的。

该报对652人进行的访问发现，对于陈太"有无能力对全球医疗卫生服务作出贡献"以及陈太当选是否会让中国在公布疫情时更有透明度，只有少过一半的受访者持肯定态度。

前台湾中研院长李远哲九日发表一封公开信，呼吁陷入国务机要费案贪污风暴的陈水扁总统「慎重考虑去留的问题」。李远哲公开信全文如下：

　　我目前身在巴黎，参加由「以色列─巴勒斯坦科学组织」召开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议。这个会议让我有机会重温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苦难历史，心 中因此深有感怀。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是两个充满悲情但有着伟大历史的民族，数十年来，这两个民族虽深陷艰困的环境，却从不放弃追寻自己的理想，并各自做出惊 人的牺牲，也犯过严重的错误，只不过他们肯在错误中不断反省、悔过，然後重新出发，攀向更高远的理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是无法分割的，彼此共同编 织出一部充满血泪的伟大史诗。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历史，自小就一再触动我的心灵深处，使我不时想到我挚爱的台湾。台湾既不是以色列，也不是巴勒斯坦，但台湾同样 有过自己的苦难历史，遭遇过艰困的环境，也从不放弃追寻自己的理想，并为此做出惊人的牺牲，而在而在追寻理想过程中也曾不慎失足，犯过严重的错误。作为一 个科学工作者，我惊讶於不同人类群体历史演进的相似性。

　　我所挚爱的台湾目前正遭遇严峻的历史挑战。纷扰全台的国务机要费案与检方的起诉书正冲击着台湾的社会。这是台湾进入民主时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在深层意义上，这场危机是台湾首度实现政党轮替的民主果实。在二○○○年政党轮替之前，现任总统被司法机关调查与第一夫人遭到起诉，根 本是难以想像的事。而在今天，司法机关展现了台湾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独立精神。第一家庭被调查或被起诉，虽在法律上并不代表定罪，但这是台湾司法迈出独立的 第一大步，也是二○○○年政党轮替的伟大果实。

　　政党轮替是台湾人民追求更光明、更优质民主生活的体现。追求民主是台湾人民永不中止的理想，而廉政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二○○○年 时台湾人民愿意支持政党轮替，正是因为当时人心思变，决心唾弃国民党长达五十年执政所造成的贪腐与黑金政治。政党是人类的集社，人类毕竟不是天使，因此不 可能不犯错，自然也就没有不犯错的政党。自认为绝不犯错的政党，必然是说谎的政党。因此重点不是犯错，而是知过能改，并且改过迁善。二○○○年政党轮替的 教训告诉我们，在贪腐中不知悔改的政党，必然会遭到人民唾弃。反之，愿意坚守民主的核心价值，承认错误，勇於改过的政党，才会获得人民的支持与祝福。

　　小我、大我须做正确抉择

　　日前国务机要费案起诉书的公布，意味着台湾旧体制的改革与民主政治核心价值的建立正遭遇严峻的挑战。这个挑战让台湾的政府、执政党与人 民被迫站在历史抉择的十字路口。如果陈总统与执政党仍无意放弃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无意背弃台湾人民对民主政治永不中止的理想，那麽陈总统与执政党就必须 在「小我」与「大我」、「政党」与「国家」之间，做出正确的抉择。因此，值此时刻，我诚恳建议：陈总统有必要慎重考虑去留的问题。

　　正确的道路不一定是坦途，反而往往是充满荆棘、崎岖难行的道路，但那也是唯一一条值得为台湾与我们後代子孙开辟的道路。决定台湾命运 的根本因素，是用正确的方式爱这块土地，爱这里的人民，以及爱这个国家。我从不认为，「无论对或错，我都必须支持自己的国家。」我总觉得，只有当我的国家 做对时，我的国家才能够生存下来，并且享受文明的繁茂果实。

　　天佑台湾。